阿爸的初恋情人阿嬷走后第三年,我在她旧衣柜最底层翻出一只铁盒。 铁盒生了锈,锁扣一碰就掉。里面没有金银首饰,只有一沓泛黄的信,用红色塑料绳整整齐齐捆着。信封上的收件人写着祖父名字,寄件地址是台南中正路一家叫“旧书坊”的小店。 我数了数,一共四十七封,时间跨度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三年。 爷爷走得更早。阿嬷在世时从没提过这些信,也没提过台南。她一辈子住在彰化乡下,守着那间透天厝和门口两棵龙眼树,平时话不多,最大的消遣是傍晚坐在藤椅上听收音机里的歌仔戏。 我把最上面那封信抽出来,信封没有完全封死,里头露出半张活页纸,蓝色墨水钢笔字迹工整又温柔: “阿雄,这几天夜里总是睡不好,院里的九重葛开了又谢,我每天替它浇水的时候都会想起你去年春天说的话。你说等我们有空,要一起去看澎湖的花火节。阿雄,你还记得吗?” 信纸折痕很深,像被反复打开又小心合上。我盯着落款处的名字看了很久——一个完全陌生的女性名字,“素珍”。 我带着铁盒回台北,趁周末按地址找到那家旧书坊。店面缩在巷子深处,夹在一间老相机行和一家冰果室之间,招牌颜色早褪成暧昧的灰白。推门进去,空气里是纸张和木头混合的气味,光线昏黄,到处都是书,乱七八糟堆成山。 一个身形清瘦的白发女人坐在柜台后头,戴着老花眼镜在补一本书,听见门帘响动抬起头,隔着厚厚的镜片看我。 “应该长得更像你阿嬷才对。”她说完这句话,就又低下头去修她的书。 我拿着信件站在店门口,喉咙像被什么堵住。 那天下午她断断续续讲了一些。年轻时她在父亲开的旧书店帮忙,祖父常来买二手诗集,找不到想要的版本,她会特意替他留意。后来他就来得越来越勤,从买书变成聊天,从聊天变成写信。那一年她刚满二十五,祖父二十二,两个人在旧书堆里生出些不必说出口的情意。 “你阿嬷是好人。”她一边修书脊边说,语气平静得近乎冷淡,“你爷爷后来托人带话给我,说定了亲。我把剩下的信收起来,一次也没寄出去过。” 我问她为什么还要留这么多年。她摘掉老花眼镜,拿袖口擦了擦,重新戴上。 “留着这些信,不是等他回心转意。是留着那个年纪的自己。” 临走时她叫住我,从抽屉底层摸出一个小布袋,里面是一条银链子,坠子是一枚小小旧书造型的吊牌,上面刻着极细的一行英文字:A Room of One’s Own。伍尔夫。她让祖父转交,祖父始终没有勇气送出。 我替阿嬷接下那条链子,没来由地想起许多黄昏,想起她坐在龙眼树下的藤椅里听歌仔戏。她究竟知不知道这些信的存在、知不知道自己丈夫年轻时心里住过另一个人?我忽然觉得答案并不重要。 她守着那间透天厝和两棵龙眼树,守了半辈子,或许也只是在守某个年纪的自己。 银链子躺在掌心,被夕阳照得微微发烫。我回头看了一眼旧书坊的招牌,巷子很安静,冰果室的老板娘正在削芒果。风穿过巷口那棵老榕树,叶子哗啦啦响,像有人翻着一本永远翻不完的书。 素珍女士始终没告诉我她的全名,我猜那些寄出的信上也不曾署名。她只是台南旧书坊里一个帮父亲看店的女孩子,在某个盛夏遇见了一个爱读诗的年轻人。 等我把那条银链子收进铁盒,不知为什么,心里突然很想知道——九重葛到底会不会在夜里开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