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街柳巷民国十七年,深秋。 上海的夜是被霓虹灯和汗味浸泡过的。 我站在“夜巴黎舞厅”对面的电报局二楼,隔着布满水汽的玻璃窗望向那条窄巷。巷口悬着一盏摇摇欲坠的油纸灯笼,上头写着三个褪了色的描金字——花街柳巷。 那是上海滩最老的一条烟花巷,也是我少年时最熟悉的地方。 我叫陈少卿,十年前从这条巷子里跑出去,坐了七天七夜的船去了南洋。十年里我给家里寄过三封信,每一封都石沉大海。我以为母亲早已不在人世,直到三天前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电报,只有六个字——母病危,速归。 可等我下了船,找遍整条巷子,也没找到记忆里那扇斑驳的红漆木门。 “花街柳巷”,是我母亲的产业。准确地说,是整个院子的看门人兼杂役。可我现在站在巷口,却找不到任何一处熟悉的地方——原来的木楼被拆了,改成了三层高的水泥洋房,一楼开着一家鸦片馆,二楼是赌场,三楼挂着粉色的纱帘,浓妆艳抹的女人倚在栏杆上嗑瓜子。 “先生,上来坐坐嘛。”一个穿旗袍的女人朝我招手,嘴角有一颗我从未见过的痣。 我摇了摇头,继续往里走。巷子深处比外面安静得多,只有几盏昏黄的壁灯照亮潮湿的青石板路。空气里弥漫着煤炉和药汤混合的气味,和十年前一模一样。 “砰——” 一声沉闷的枪响从巷尾传来,紧接着是玻璃碎裂的声音,女人的尖叫,男人的咒骂。我本能地朝声音来源跑去,心脏跳得像擂鼓。 巷尾最后一间屋子,门上没有挂牌子,窗子糊着发黄的报纸。我推开门,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。 昏暗的灯光下,一个穿阴丹士林蓝布衫的女人倒在地上,脑后的鲜血洇开了一大片。她侧着脸,嘴角挂着一丝淡得几乎看不见的笑意,手里攥着一把老式左轮手枪的枪管,枪柄朝外。 她的脸保养得很好,只有眼角那些细密的纹路暴露了真实的年纪。我蹲下身子,颤抖着拨开她额前的碎发,整个人像被雷击中一样僵在原地。 是母亲。 那张脸,那双眼,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,只是多了一道从左眉尾延伸到耳根的疤痕。那是她年轻时被醉酒的客人用碎酒瓶划的,我五岁那年趴在门缝里亲眼目睹了那一幕。 一个尖细的嗓音在我身后响起:“她还真是说到做到。” 我猛地回头,看见一个佝偻的老太婆靠在门框上,手里捧着一只搪瓷茶缸,干瘪的嘴唇一张一合:“你娘当年发过誓的,谁要是敢打这间屋子的主意,她就用自己的命抵。你爹死的时候,她就说过这句话。后来你爹的那份租契被人偷了,她就一个人守着。守了整整十年,守到你回来。你倒好,一封信都没回过。” 老妇人的声音渐渐模糊,我低头看向母亲手里那把枪——枪柄上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“卿”字,是我幼时用小刀刻上去的。她一直留着。 而枪管所指的方向,是桌上一张泛黄的照片,照片里的少年穿着一件旧长衫,笑得没心没肺。 是我。十年前的,离家出走那天早上刚拍的照片。 我最后一次想起母亲,是在南洋的橡胶园里被工头鞭打的那个夜晚。我以为自己恨她,恨她把我留在那条肮脏的巷子里。可我现在才明白,她只是用尽全力,不让那条巷子吞掉我。 花街柳巷没有花,也没有柳。它只是上海滩最暗的一个角落,而我母亲,用她的一辈子,替我照亮了一片能走出去的路。